科举制度始于哪个朝代，标志是什么？周礼是哪个朝代

1、科举制度始于哪个朝代，标志是什么？

科举制度始于哪个朝代？标志着什么？在这里我分为了两段说明：

1、科举制度始于隋朝“隋炀帝"，605年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三个显著的特点。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一直只有文科，而且考卷上考生姓名不密封，这样容易滋生舞弊现象。武则天当上皇帝的第一年，即公元690年，在文科之外创立武科，而且考卷封闭姓名，并把合格的考生召到殿前，由皇帝亲自策问面试，以增加考试的严格性和考生的光荣感，设立了文武两科录用人才的新规则。从此历代王朝皆照此办。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重学风气的形成。消极影响：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2、科举制度确立的标志是什么？在隋朝以前,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各代不同,但荐举任官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魏晋南北朝奉行“九品科举考试制度中正制”,世家大族把持乡举里选,垄断仕途.品评士人、选拔官吏时,强调士庶之分和门第高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加之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存在“官多民少,十羊九牧”,“清干良才,百分无一”的现象,使荐举制积弊暴露无遗.隋朝立国后果断进行改革,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考试.隋朝科举考试属初创阶段,为地方荐举与中央考试相结合.开皇七年（587）定制,每年各州荐举贡士3人入京考试,成绩优异者称秀才.十八年（598）分科考试,当时仅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由京官五品以上和地方总管、刺史荐举考生.隋炀帝即位后,扩大为包括文才、武艺、品德、治能等方面十科,由文武五品官以上荐举,规定有一艺可取即应采录,且随才升擢.同时设进士科,用诗赋、试策进行考试.这是科举制确立的重要标志.由于科举考试公开进行,有规定的知识结构作为公认的主要录取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平等地公开竞争,尽管此制当时尚不完备,但已显示其选拔人才的一定优越性.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封建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朝廷,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被后来历朝所沿用.唐承隋制,使科举考试制度化并逐步完善.唐初科举分两种：①常科,岁考一次,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其中秀才科为尤异之科,录取者甚少,高宗时即废；明法、明书、明算考选专业人才,“虽常行,但不见贵”,故明经、进士成为常科主要应试科目.②制科,由皇帝主持,按形势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制科名目繁多,其中较常见的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科举考生来源有：由各级学馆荐举者称生徒；经州县荐举者称乡贡.乡贡名额由中央分配,上郡岁 3人,中郡2人,下郡1人,有才能者不受名额限制；不论门第等级和贫富,均可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逐级选拔到京师,会同生徒参加尚书省考试.应制科试者有现任各级官吏和业已进士、明经登第授官之人,大都由大臣荐举.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当时有才识之士大都愿报考进士科,百人仅取一、二人；而明经科主要考核对经典之记忆,常十取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称.制科是按形势需要设科,命题大都与政事有关,往往出现有识之士利用策试大胆直言,针砭时弊,提出改革政治主张,其中曾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唐代已有较正规的考试程序与考试规则.常科录取等第一经尚书省礼部试合格后,明经科为四等,进士科分甲乙科,但仅获出身,须再经吏部试后方可入仕.吏部试项目有四：一曰身,指形貌端正丰伟；二曰言,指语言清晰有条理；三曰书,指书法遒美；四曰判,指判案文词是否得当,考察吏治能力.制科分五等,但仅从第三等录取,称甲科,四、五等为乙科；登第后立即授官,升擢较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设武科考试,由兵部主考,课试方法如文职明经、进士考试之制.武科考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以及马枪、翘关、负重等,从考生中录取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气且可为统帅者.如文职官吏要求参加武选,则取身高六尺以上、年龄四十以下,强勇且能统率部队之人.宋朝科举沿唐之旧,更为完备.其科目以进士为重,增加殿试,由皇帝亲策.考试内容从神宗起改以经义为主.考试规则在唐“糊名”（密封考卷上姓名）基础上,进一步实行“誊录”,即另派抄书手将试卷用正楷誉录,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笔迹,以保证公正阅卷.考试时“锁院”,严禁出入,以防内外串通舞弊.殿试合格后分三甲发榜：一甲赠进士及第,前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赠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登第后即可授官.宋改为三年一考,扩大录取名额,允许礼部试落第举子复试,合格者仍可登第授职.在太宗、仁宗时,还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为由,限制大臣子弟报考,违者即使登第也罢之,以更广泛地吸取中小地主与平民阶层之士子入仕.但行之未久即废.宋代武科先考骑射,而后笔试.以策略成绩决定去留,以弓马武艺定名次高下.唐宋科举考试同样存在封建官场惯有的人情请托、权贵干预等各种弊端,但通过公开考试,鼓励竞争的措施,使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标准,扩大了官吏选拔途径,吸收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参加官府工作.这不仅改变了封建政权官吏的成份结构,使官僚队伍保持一定活力,而且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上下层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统治.同时选拔了一些才识之士,有利于提高统治效能.当时的名臣、名相、学者、文士大都出自科举,武科中也选拔出像郭子仪等名将.科举考试还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影响社会风尚.边疆各民族政权也相继效仿,通过科举考试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强化明代科举仅进士一科.为强化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控制思想文化,明据元代科举命题取自朱熹《四书集注》之法,规定试卷应“代圣人之言”,以程朱理学观点指导作文.同时规定试卷须用八股文体写作,即将全文分为八个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从起股以下,每部分用两股排偶文字,限定字数,故称八股文,又名制义、时文.考试程序也更繁琐,增加各级预考,同时将学校与科举结合.所谓“学校储才,以应科举”.从明朝中叶起,科举地位日重,出现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各地学校为追求科举录取名额,常以儒家经典和八股时文作为主要教育内容,致使大批学生知识单一,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当时有识之士曾将科举考试的经义八股文,比作秦代焚书坑儒,甚至认为是“断送江山八股文”.明代武科举考试承唐宋之制,至明末崇祯四年（1631）始开武科殿试,设武状元.以经义八股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发展至清朝,弊端已暴露无遗.清初即有大臣建议改革,但清统治者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将科举考试作为笼络汉族士大夫的手段和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除分满人、汉人两榜录取以优待八旗子弟外,余皆承明之旧.乾隆皇帝还指派学者方苞编定明清两朝名家所写八股文,定名《钦定四书文》,刊行全国,供赴考举子阅读.由于死记硬背经书及八股时文即可应举入仕,故参加科举的考生日增.为限制录取人数,主考者常乞灵于考试命题,致使毫无价值、近似文字游戏的偏题、难题、怪题泛滥成灾,考生为迎合考试命题而寻章摘句,死钻牛角尖,科举考试制更趋僵化,成为革新政治、发展科学文化的重大障碍.清朝亦设武科,考试分内、外场.外场试马步射及弓刀,及格后入内试《武经》.清末,火器在军事上应用日广,旧式作战方式和技能已过时,武科考试内容已陈旧.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科考试正式废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和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终于迫使清廷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废除了行之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总之一句话；科举始于隋,成于唐,完善于宋,形成的标志应该是隋朝立国后果断进行改革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考试.。

2、周礼是哪个朝代

《周礼》原名《周官》，是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归纳创作而成。下面我收集了相关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周礼是哪个朝代 篇1 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的著作是《周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 。即《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所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后汉书·卷三十四·百官志第二十四》亦载：“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就是周代的礼制。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 周礼是哪个朝代 篇2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 。《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 。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 《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周公废黜殷祀，袭击淮夷以后，回到西周首都丰京，写下了《周官》。《周官》即《周礼》 ，是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籍，是记录周代礼制的集大成者。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周礼是哪个朝代 篇3 西周形成，并经过后世诸子百家解释的礼乐文化有两层含义：一为礼化，二为乐化。所谓“礼化”，就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的建立；所谓“乐化”，就是人的内在精神秩序的培育。 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礼论·乐论》以及司马迁的《礼书·乐书》都有记载：“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礼化”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乐化”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因此，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化的主旨。礼乐文化经典对“礼化”和“乐化”的不同特性与功能多有论述，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再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又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还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礼化”和“乐化”是《易经》所揭示的万事万物所具有的“阴阳”二象特征在人身上的表现，其中“礼化”为阴，“乐化”为阳，“礼化”为实，“乐化”为虚，“礼化”的意义在于外在的社会秩序，“乐化”的意义在于内在的情感和谐；二者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因此，“礼化”和“乐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和本质特征，其中“乐化”这一特征的地位又高于“礼化”，所以，孔子认为，人成为人的过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周礼是哪个朝代 篇4 政治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西周礼制之中，抽象的精神原则可归纳为“尊尊”“亲亲”两个大的方面。所谓“亲亲”，即是要求在家族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人人都应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所谓“尊尊”即要求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当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一切臣民都应以君主为中心。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之下，又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西周时期，礼作为一种积极的规范，已具备法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具备有法的三个基本特性，即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礼被认为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头等大事，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 教育 礼法教化 《周礼》中构想了十二条礼仪、礼节法式教化公民，称之为“十二教法”。 《周礼》对万民的教化，特别强调读政令和习礼乐。在《周礼》看来，只有让万民和百官深入了解王国的政策法令，才能正邦国，谐万民。习礼乐是对万民的行为、道德规范的熏陶和训练。“十二教”中有五种礼教内容，这种以“礼”为教的政教，充分体现了上古时代的统治者对“礼”的尊崇。 德行教化 《周礼》在施行十二教化对万民进行礼教教育的同时，又颁布乡学教学的“乡三物”又施行德行教化。 “乡三物”中的“六艺”从内容上看是六门学科知识的教育“五礼”是礼仪教育，“六乐”是音乐舞蹈的专门教育，“五射”、“五驭”是射箭和驾车的技艺教育，“六书”是文字知识的启蒙教育，“九数”是数学知识的教育。可见《周礼》的乡学教育已经初具规模。它不仅制定了教育法规“乡三物”，而且建立了门类相对齐全的教育科学，为后世的兴学及学校教育提供了一个借鉴。 职业教化 《周礼》根据贵族专制统治的需要，强化人民的职业意识，构想了“十二职事”，对人民实行职业教化。 《周礼·地宫·大司徒》：“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邑，使以登万民。一曰稼樯，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饰材，六曰通财，七曰化财，八曰敛财，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十二种职业的颁布和实施，是《周礼》对万民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使国之民有所事事，安居乐业，成为王国统治者的驯服工具。 思想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 文化 周礼是先秦时期文化领域的标准思想。 文学创作方面。这体现在文体的规范和写作手法的归纳总结上。《周礼》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这里既包含风雅颂三种文体，又包含比赋兴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后世的文学创作深受其影响。 音乐艺术方面。先秦时期有一套逻辑自洽的标准。《周礼》载，“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前者是音阶的标准，后者是音色的标准。正是因为确定了这些基础性的标准，音乐才得以科学发展，最终成为一门艺术。 文体教育方面。《周礼》中提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后被儒家演绎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成为中国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 审美 周代礼乐文化中的青铜艺术和乐舞艺术充满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体现的艺术精神就是一种象征性艺术精神，而青铜艺术和乐舞艺术又是周代礼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因此可以说，象征性艺术精神是周代礼乐文化中的艺术上体现出的最典型的艺术精神，也是中国早期的典型的艺术精神之一。这种象征性艺术精神对后世的中国艺术精神和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 西周的礼制确保了在政治上业已获取统治地位的家族，其优势地位的血脉延续性，从而“贵者恒贵”。亲亲原则，把国家上上下下的政治生活，演变成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庞大家族的家族生活。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国一体，有朝以来，就这样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被塑造。 从后世影响上来看，西周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统治思想的核心。当然在其后的时代，礼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发生移转，从西周之时主要作为政治权力分配功能的原则，到汉代以后转变为社会生活层面秩序塑造和维持的机制，但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并未发生改变，反而得到巩固和强化。同时，西周意识形态奠定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 城市建设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著名的大都城在城市布局上都体现了《周礼》的礼制思想。譬如在中国封建社会盛期，最具有典范代表的都城———隋唐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布局严整、统一，充分体现出周代王城的布局特点。又如能够完美体现出《周礼》礼制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大都城——明清北京城。它在格局上恢复了传统的宗法礼制思想，使皇城在都城的中心。

3、钟会的文学常识原名是什么称号是什么哪个朝代代表作

钟会（225年－264年1月），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谋士、书法家，太傅钟繇之幼子、青州刺史钟毓之弟。自幼才华横溢，上至皇帝、下至群臣都对他非常赏识。在随司马师征讨毌丘俭期间，钟会典知机密。又为司马昭献策 阻止了魏帝曹髦的夺权企图。平定诸葛诞叛乱时，钟会屡出奇谋，被人比作西汉谋士张良。后迁司隶校尉，朝廷大小事钟会无不插手，又在任内献策杀害名士嵇康。景元年间，钟会独力支持司马昭的伐蜀计划，从而被任命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主持伐蜀事宜。景元四年（263年），他与邓艾发动魏灭蜀之战，分兵攻打蜀汉，导致蜀汉灭亡。此后钟会与蜀汉降将姜维共谋，欲据蜀自立，遂打压原同僚邓艾，并且图谋反叛。却因部下的兵变而失败，自己也死于乱军，时年40岁。